刘小东:直到目前,纽约疫情我全程在场

来源:QQ:1300000220日期:2020/09/01 浏览:76

在美墨边境写生,刘小东跟当地的警察局长成了朋友。这是他在警察局“体验生活”

他更愿意说的还是美国边境小镇Eaglepass。他画警察局长,画他的家人和同事,前前后后,画了一个多月。美国电视里疫情报道甚嚣尘上,但局长绝口不提这茬。等到全部画完,刘小东忍不住问他:你应该知道中国的疫情,为什么你还跟我一起喝啤酒?还和我拥抱?

警察局长耸了耸肩膀: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新闻是一回事,可是生活,我的朋友,生活是另一回事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本刊记者 蒯乐昊

编辑 | 雨僧 rwyzz@126.com

全文约9291字,细读约需20分钟

在微信头像上,刘小东戴顶灰色呢帽,立领黑大衣,黑裤黑鞋,个子不高,像是黑帮电影里某个话少戏份却重的角色。在他前面,一条黑色的狗子松了拴绳,迫不及待要奔出去撒欢儿,已经领先他半个身位,于是他也紧赶着跑了起来——画面上,六条黑色的细腿腾空了五条,一切都在动态之中。

他曾经绕着地球到处写生画画,“哈瓦那就是一骷髅,背景是极其绚丽的蓝,美到你无法形容……纽约是黑色的,在那些摩天高楼下穿行,人就像走狗!”之前接受采访时,他这样描述过纽约。

但这依然是足够复杂而迷人的城市。对于刘小东来说,纽约有特殊意义,1993年,他跟喻红在纽约结婚。他们穿着白西装白裙子,像一道拱门那样在纽约街头高举着牵手,脸上是压抑不住的英姿勃发,像被照亮了。这是纽约,走进这里,就是走进全世界的前厅。

2020年,因为疫情,他被困在纽约,好几个月过去了,苦等不到一张回国的机票。陪在他身边的还是喻红,以及他们业已成年的女儿。

《Twin Sisters(孪生姐妹)》 2020

除了苦刷新闻,还能做什么呢?他以西村的居所为圆心、两公里为半径,在街头散步、拍照、画画。照片里的纽约街头曾经空无一人,这是前所未有的。后来人们重新走上街头,带着口号、标语和他们内心的不平之气。他看经典美式情景剧《老友记》,冀望能够通过台词提高英语水平——《老友记》里那个象征着城市公共客厅的、名为“Central Park”的咖啡馆,也怀旧地折射出一个美好时代的旧日纽约。

市中心没有海岸线,阳光明媚的时候,New Yorker们跑到中央公园的草坪上裸晒,仿佛他们置身沙滩。男人脱掉上衣,女人只着比基尼。大片高饱和度的樱草绿之上,白人和黑人的不同肤色在太阳下闪闪发亮。他画下这一切,并想起马奈笔下《草地上的野餐》。然后他买菜,做饭,在唐人街,在超市门外,老老实实地排着安全社交距离的长队。

刘小东在疫情中画的这批小水彩,在里森画廊(Lisson Gallery)举办了一场线上展览——线下展览暂时是没戏的,在街头抗议运动之后,许多沿街的店面都用木板牢牢封住了橱窗,从下城一直延伸到中城,这其中也包括画廊和艺术机构。

疫情期间,刘小东以西村的居所为圆心、两公里为半径,在纽约街头散步

“如果你们跳过那堵墙,我就会抓你们”

“纽约的这次疫情,到目前为止,我全程在场,一天都不差。”

一年前,刘小东接受了美国达拉斯当代美术馆的一个项目邀约,要在美墨边境“特朗普起墙的地方”,做一些关于边境主题的创作。当时他走访了得克萨斯州的美墨边境线,筛选出不少适合创作的对象。

“在达拉斯,紧挨着边境有个小镇,名叫Eaglepass,也就是‘鹰飞过小镇’,我在那里认识了一位警察局长,他非常友好,我想画他和他的家人,以及他身边的一群警察朋友。当时我跟他约定:一年以后的今天,我会再来,来画你们。他说:那太好了,我等着你。”

2020年1月28日,刘小东从欧洲抵达美国,来实践自己一年前的诺言。他没能预判到的是,当时中国国内已经开始暴发疫情,武汉也在五天前实施了严格的封城令。

鹰飞过小镇的警察局长和他的朋友们对疫情心知肚明,电视机里每天同步报道不断,但是他们中谁也没提这事儿,依然对刘小东敞开怀抱。“当地的警察系统都是民选的,包括警察局长,都得参加竞选,由当地老百姓投票选出来。美墨边境警察主要的职责是抓捕非法移民,法律很细致,只要没有正当签证,偷越国境的,一旦被他们抓住,都会收到监狱中管理起来,他就是那里的监狱长,但同时他也是小镇的治安官。”

这位警察局长本人就是墨西哥裔混血,他爷爷是德国人,奶奶是墨西哥移民。他在媒体上很明确地对那些试图偷渡的难民表态:我同情你们,我也欢迎你们,但是如果你跳过那堵墙,我就会抓你!这是我的职责。”

这种复杂性,在美国社会俯拾皆是。在后来“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活动中,常常能见到黑人警察不得不面对白人示威者的挑衅,因为白人要表达对黑人的支持以及对警察系统的愤怒。这种让大洋彼岸的看客感到匪夷所思的戏剧化场面,对于美国人来说,是无比自然的,也是美国价值观高度多元细分的一个例证。

《At my Doorstep(此刻此门之外)》 2020

在达拉斯周边画了一个多月,刘小东跟家人来到纽约,原本计划短暂停留,就在这时,纽约疫情暴发了。

“突然之间就断航了,中美关系也变得有点谁也不服谁那意思。旅行社跟我说,整个3月都没票,4月有没有票得排队。我还老觉得我是经历过2003年SARS的人,在我印象里,这种事一到天热就好了,最多仨月俩月就过去了。我怀着这个打算,跟他们说,别太急,就这么先排着吧。”

他连病毒的名字都记不住,一开始老往SARS上想。美国人一度管这个新病毒叫SARI,听起来像SARS的同胞兄弟,后来改口叫Novel Corona Virus,再后来又改名叫COVID-19。“直到3月15号之前,纽约人还互相约会,我有很多美国朋友:策展人、画廊工作人员、艺术家……我们还经常在饭馆吃饭,大家松松攘攘的,还那样,也没有太多谈论这事,所以疫情的名字,后来他们反复告诉我,我才记得叫科罗娜(Corona),听着以为是一款啤酒。”

2020空无一人的春天

空无一人的春天

3月15日是第一个分水岭,美国颁布了一个类似“禁足令”的规定,明确规定了社交距离。那天刘小东去买菜,突然看见附近超市关门了。“外头天很冷,在美国第一次看到买东西要在寒风中排长队是很恐慌的。除非是年轻人去特别热门的夜店,平时没有排队这回事。”排了半个多小时才被放行进超市,就想着得囤点货,超市里食物还丰足,但是手纸柜台全部是空的,洗手液也全部是空空的。

后来他画出了这种尴尬。抽水马桶上,放着一卷硬邦邦的、颗粒感很强的厨房用纸——用也能用,只是界面不那么友好。

唐人街的华人最早戴起了口罩,其他片区的人不戴。“美国的社会道德,他首先理解口罩应该是医务人员的装备,你现在没病你戴口罩,你就是在抢夺医护资源,如果你有病,你就更不应该出来晃悠了。美国人基于这种日常生活习惯,加上他们的民族性,不愿意戴口罩。”

《Children’s Park(儿童乐园)》2020

他在纽约画的第一幅水彩,是阳台前的一棵大树,那是他从窗口看出去的景象。“那张画得比较乱,疫情突然就来了,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也不甘心画水彩。我一直画很大尺幅的油画,突然被逼着困在家里画小画,心不静,所以那张画里有骚动和不静。可是画了两张之后,我静下来了。这个时代告诉我说:眼下这种糟糕的状况不是一两天能结束的。那我如何度过这漫长的、无聊的室内生活?”

他想到的最简单也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坐在屋里看屋外,看看能不能把每个窗口都如实地画下来,然后拼接在一起。就像希区柯克电影《后窗》里的男主人公,腿既然瘸了,足不能出户,那么窗外就成为值得用望远镜细细探索的世界。

“我可能一天画不完,我今天画一个窗口,明天画一个窗口,用时间换空间。我在美国出门不方便,朋友不能往来,反而我就撑长了每张画的时间,越画越专心,越画越享受这个方式,在小画上的一点点,都慢慢找到趣味,今天找到一点,明天找到一点。”

《Hudson Avenue(哈德逊大道)》 2020

他的这批小画,都是集中在4月4日到6月13日之间画的。疫情稍微松动些,他就出门四处去走,去看,美国街头不便写生,他就拍照下来回去画,一天画四个小时,还画不完,第二天再去看,去捕捉同一个地方在不同时间段里光线和色彩的变化。那是照相机不能敏感还原的,得依赖绘画者的肉眼。

这种绘画方式,直接导致了这批作品在画面上的变化。以往他很少专门画水彩,水彩往往是在油画的项目和项目之间,作为一种补充,类似小品。“那样的水彩我一天能画两三张,创绩效,作为草图性质,也很活泼,有松有紧。但这次不同,这次所有的紧张都在一张小画上。”

有一张比较标志性的作品,画的是喻红和女儿刘娃在码头边,母女俩戴着口罩分坐在两张长椅上,刻意保持着社交距离。“那幅我画得很细,包括喻红头发飘起来的样子,椅子上的投影,椅子缝里露出外面的海水,以及码头上一行英文字:I WANT TO THANK YOU。后面的吊车,远处的楼房,天空里的云彩,全都画得很细。我觉得一点点描绘眼前和眼后的小小细节,就使我非常非常充实地度过了每一天。”

2020空无一人的春天

他也直接在自己拍摄的照片上画画,照片是纽约街头的空镜,他给这死寂的街道添上个把行人:正在执勤的警察,送快递的小哥,在马路正中跑步的双胞胎女孩,一对在街头漫步的默契老夫妻难以置信地驻足望向空无一人的大道,手里牵着两条分道扬镳的狗。在远景处,他画出雪白的满树繁花,像雪花误会地飘进了春天,也像白色的焰火。这些花开得比任何一个春天都更耀眼,更纯粹,因为失去了观众。

一开始,他把手机拍的照片送去连锁超市冲洗,很快,超市关门了。里森画廊帮他在网络上找到专业的打印机构,用无酸相纸打印好,供他作画。相比之下,这些画在相片上的作品不如他的纯绘画有感染力,但在此情此景之下,却似乎是一种更为正确的方式。

“纽约只有这个时候才能拍到空的街景,比如熨斗大楼前面空无一人,平时是不可想象的、纽约历史上没有过的。所以这种方法比画水彩更可信。水彩可以你自己编,你可以画街景不画人,就变成空街了。但是照片,你骗不了。街上确实没人,那些人都是我画上去的,我画人物就为了凸显街的空旷,如果不画人的话,这些照片一点意思都没有。无数人拍街景, 你必须主动地改变一种滋味,改变一种联想的方式,使这条街更加困惑。”

“碰上了就看一眼,碰上什么我就画什么”

“我只负责方圆两公里之内的偶遇”

他确实怀有一种外来者的困惑。5月底街头抗议活动开始起来,到6月初,纽约宵禁。他画过街头抗议的场面,但是他连自己到底是这场游行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在不断质疑。

“因为你了解的信息不足以让你做出判断。比方说他们砍掉了哥伦布雕塑的脑袋。作为一个艺术家,你当然很愤怒,但是你也不确定当时哥伦布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是不是因为移民时代的需要,是被策略性地塑造出来的伪英雄?他真正的历史是不是有那么伟大?他是不是真的屠杀或奴役过很多当地人?这些东西辩论起来很复杂,很多知识也不是我能够迅速补课的。” 复杂的社会现实,和力求客观的姿态,早就规定了他尽可能地保持沉默,快速站队是不科学的,有时候,甚至是不道德的。

疫情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撕裂了很多人的价值观,“幸好我们家人口不多,就三口人,我跟喻红时代背景一样,那没意见,没有什么相左的。跟闺女之间的沟通就有点……她是在美国读的本科,比较讲求思辨性,美国教育比中国教育讲逻辑,说话不够严密很容易被击破,所以我们之间的观点矛盾,也就是一个严密的思辨之人,和一个不严密的情感之人的矛盾,大部分也没什么。”

刘小东说,他自己所有的艺术观点都建立在客观和人性的基础上,这是生活教会他的两个重要原则。为了客观和人性,他就只能维护他自己看到的这些,而不是随便同意新闻里说的那些,或别人看到的那些。他和他的疫情创作,只能代表在他居住范围附近两公里内的真实。

“抗议游行我只参与过一次,是在白天。很简单,你事先不知道他们要在哪儿游行,网站上可能会公布,但我也懒得查,我不勉强,我不是一个记者,我只是在我步行两公里以内,碰上了就看一眼,Sociology碰上什么我就画什么,我不负责整体的社会观察,我不承担记者责任。我并不是担心安全问题,我对这种街头活动有经验,我知道哪怕是在抗议冲突最危险的地方,你隔开半个街口,可能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而且我家附近的抗议活动没那么严重,可能华盛顿或西雅图会严重得多。打砸抢大多是晚上,纽约白天的游行大家都排着队,还是有秩序的。从我周边两三公里内的观察来看,我的真实感受是,再大的灾难面前,美国还是以自由为主。就算纽约宵禁了,你要出去散步,也没人敢抓你。只要保持社交距离,哪怕你是一家子,你别搂搂抱抱地散步就行。我周围的两三公里内并没有因为自由走向失序。美国的商店基本都有保险,那帮小子们砸完店,其实商家损失不大。美国砸店的事情时有发生,这是他们社会的一个自由度,躁动的年轻人就这样,平时过年过节也这样。在文明和法律的界限边缘,如果这口气不让他们发出来,那么就更难治理。他们所理解的人性的自由,是我自己犯的错误我可以负责,但是你没有现场抓获我,我就可以请律师说我不承认。所以这是非常奇特的一个社会,一方面他们的疫情严重成这样,另一方面他们依然不愿意失去自由。”

《Thank you(谢谢你)》 2020

如果机器足够诚实,它就有动人的力量

以绘画见长的刘小东,可能是最不适合去颠覆绘画性的人。几年前,他却做了用机器臂绘画的艺术项目,用机器打破画家的不可取代性,打动他的就是对客观的追求。

“客观性不光是我对绘画的原则了,它也是我做人的一个原则。尤其在中国当下,常常有一种非常主观、煽情的风气,充满过度的激情,缺少客观的历史整体感。客观是我一直坚守的,至于艺术形式我觉得无所谓,不管我画画,做机械,还是我当一个老百姓,做人,发表演说,教学,和人相处,与朋友喝酒,最高标准就是别太滥情,客观一点,诚实一点。机器臂作画这个作品全做到了,机器可能比人更客观,这种客观性非常动人。这些新技术也鞭策我,随着年龄增长,不要萎缩,思想要开放一点,要不停地学习。”

这个名为《失眠的重量》的AI艺术项目前后持续了两年时间,每一秒都会有监控摄像头拍到的公共场所图像传输到美术馆或博物馆,再通过一支机械手臂描绘出这些形象。刘小东做了与此相关的一系列展览:第一个在上海的新时线媒体艺术中心,在那里,他采集了北京、上海和他家乡东北金城的录像。第二个展览在德国的新媒体艺术中心(ZKM),采集的是当地的监控录像画面,比如宝马汽车零件加工厂等。第三次是在韩国,做了两个个展,最终这个系列在伦敦的里森画廊完成,伦敦特拉法尔加广场、韩国光州民主广场……这些带着鲜明地域标志意义的场景在这里完成定格,最终呈现出十余幅人工智能作品。

“每到一个地方,我都要去找,摄像头放在哪儿,用什么色彩画,请工程师开始安装镜头,连接电脑手机开始画,为期多少天。如果画得太多了,我会叫展览方先停两天,等待颜料干,把控一下过程中的技术。结束的时候我到现场按停止键,然后在上面签名,那就是我的作品。”

虽然艺术家让渡了绘画权,但机器完成的依然是小东作品。机器不存在失眠问题,不在意观众的评价,也没有起义来讨要版权,它只是不知疲倦地如实描绘。“我都没想到颠覆绘画性,我从来不主动想这个事,这个世界就是来者不拒,但凡有质量的挑战都是好的。”

有质量的挑战是自己找上门的,来找他的人是他当年读中央美院附中时最有才华的张尕,“80年代最有才华的,我指的就是英文特好,我们看不到的东西他都了解,在那个时候就有全球化眼光,有独特的思想。我少年时代就认为他是先锋分子,是我们学生里的领军人物。他找到我,问我愿意不愿意做一个新媒体的艺术项目,我当然很高兴就答应了。”刘小东说,学生里往往有两种领袖,一是听老师话的领袖,这种大多是主流、正统的好学生;另一种是独立思考的领袖,他们有自己的见解和人格,连老师都忍不住对他们另眼相看,张尕就属于后一种。他与这位旧日同窗一起走访了清华大学的许多生物科学实验室,和科技工作者、工程师在一起工作了一年半时间,才把机器臂作画的概念落地成可实操的现实。

NYU(纽约大学)》 2020

半个北京人在纽约

陈丹青在许多场合讲过他跟刘小东的相识。1990年,陈丹青在美国纽约一家书店看到《美术》杂志扉页上一幅刘小东的画,晚上回去就给刘小东写信。“我一辈子只有两次这样的经验,我见到这个人的一件作品,而且是这个人最初冒出来的作品,就认定这个人是天才,就跟这个人做一辈子朋友,其中一次就是刘小东。”在那幅画上,刘小东画的是自己带着女朋友回到家乡金城,一男一女站在墙角很惆怅的样子,是比较简化的写实作品。

刘小东17岁考入中央美术学院附中,陈丹青短暂地教过他们班一段时间素描。时隔多年,陈丹青早就不记得了。两个人热络地通起信来。三年后,刘小东第一次到纽约,出得机场,就看见陈丹青来接他。

这种惺惺相惜的往来一直未曾中断。2000年陈丹青刚回国,受聘于清华执教,刘小东带着自己在央美的几个学生来见陈丹青,他对学生说:这才是大师。陈丹青马上调侃否认:我算什么大师,我中师,中师。

“我跟小东,起先我还算长一点辈分,多少还是个大哥,到90年代中期晚期,尤其是新世纪,我看他的画已经望尘莫及。我可以非常有把握地说,世界范围内,画人物那么好,那么有力量,我看不出现在活着的还有谁。我喜欢他生猛,非常生猛。单论写实人物油画,我不知道刘小东能否在当今世界同类画家中找到对手,他远远超越了弗洛伊德和艾瑞克·费舍尔。部分是因为小东的强悍特质,部分是因为世界范围内写实人物画早已没落了。”说起刘小东来,陈丹青从来不吝赞美,当面说,背后也说。

《Hudson River(哈德逊河)》 2020

1993年刚到纽约的时候,刘小东住在布鲁克林,后来搬到上西城,然后又搬到东村。那时的布鲁克林还没有成为艺术家们聚集的地方,只是因为房租便宜、交通便利而受到青睐。

90年代的中国人正面临建国后第一波旺盛的出国潮,在此之前的80年代文化启蒙的思潮,似乎都为这种接轨做足了社会心理上的铺垫。

刘小东曾用“全盘西化”来形容在央美附中求学的四年。金城小子在这里第一次接触到大量西方艺术和理论。在他的回忆中,央美附中甚至比央美还要开放。不少同学都沉迷于西方文学和哲学,热衷于实验艺术。他们在阅读上狼吞虎咽,照单全收,“就是想把自己变成一个西方人。因此后来才有那么多人强烈地要出国,拼了命地要出国。”

1994年国内大热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表现的就是这一代中国人试图融入世界的努力。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也以其独特的活力和包容性,让外来者冀望一切梦幻的事情都可能在这里发生——那是一个美好新世界的诞生期,大战的阴霾已远,冷战的帷幕落下,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孕育,只是当时身在其中的人并不知情。

但对于刘小东来说,恰恰是90年代到了纽约之后,他才逐渐修正了这种单向的激情,也意识到每个艺术家独特自我身份的不可取代。“我在出国前看到的纽约艺术,都特别大,特别张狂,特别极简、有力量。到了纽约之后,你看到他们的生活,你才会理解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艺术,只有生活才成为他言说的一个标准。那不是凭空捏造,他人的生活你无法复制,这反倒让我坚定了我要画跟我自己生活有关的绘画。纽约人在七八米高的仓库里画画,90年代中国人住在集体宿舍筒子楼,连个大点儿的墙面都没有。”

《SoHo(苏荷区)》 2020

纽约教育了刘小东,也为他破除了神话,毕加索再牛,跟金城小子也没关系。他是为了追寻西方而去的,却在西方的镜子里看清了自己。

“艺术原来都跟自己有关,而跟空想无关。整个90年代,我们开始描绘自己,无论是绘画、电影、文学都开始描绘作者自己,所谓‘作者电影’也是那个时候起步的,‘自我写作’也开始兴起,每个创作者都建立起对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日常的尊重。这让我放松了我的紧张,没什么大不了的,一切事在纽约都不是大事儿。”

描画作为普通人的自己,进而描画作为普通人的他者,这就是写实主义者刘小东的脉络,几乎是一条清晰的直线。无论是他后来在三峡、和田,还是在古巴、非洲、格陵兰、巴基斯坦、冰岛、泰国……他想画出接近“人类家谱”式的绘画——描绘具体生活,却在每个具体的不同里,窥见人的共性,文化差异放大了人与人的不同,可人类作为同一个物种却依然永远有沟通的可能。

他在全世界画写生,想画出接近“人类家谱”式的绘画

“你为什么还跟我一起喝酒,跟我拥抱?”

27年后,再次旅居纽约。他已经不再是那个从这里出发去全世界的初出茅庐的家伙。纽约呢?好像也变了。个体有个体的生命周期,时代有时代的。

他学会一招新的沟通方式。女儿给他开了Ins账号,隔三岔五,他在上面发布自己拍的照片和绘画作品,看见粉丝一点一点涨起来,从几个人涨到三千多人,他感到喜悦,这些都是单纯被他的画面吸引过来的粉丝。在异国,Liu Xiaodong这个极为普通的拼音名字,卸下了名人效应的光环。“你要是图片不好,他们还真不点赞,我现在Ins的美国粉丝已经完全超过中国粉丝了。”

他觉得这是健康、良性的社交媒体,大家都只发照片不写文字,语言太容易昭示立场和引起分歧,图片则纯粹得多。“微信朋友圈的优点是能看到不同观点碰撞,但各种激烈的意见多了以后,也容易变成一种江湖,像是很近的社会关系里的一种角色展示,有时还互带广告的形式。平时大家做展览,有人转发了,有人没转发,就开始互相有意见,慢慢地友谊的小船就翻了,这种社交就变得有点重,变得有点虐。添加的朋友多了,朋友圈却不见得扩大了,看的人越多,越不愿意发表意见。”

相比之下,Ins轻松愉快,不用为任何转发负责,最开心的就是谁也不认识谁。他留心观察自己每张图片下面的点赞数,发现油画大于水彩,水彩大于街拍,看来粉丝们的点赞心理,也默默配置了难度加权。

什么时候能回到祖国呢?依然没有时间表。“五个一”的航班排不上,旅行社建议他转机两个国家,曲线回国。他想了想,还是算了。全世界都在疫情,万一中间在哪个国家卡住了,进退两难,不如老老实实等直航。签证即将过期。6月份意识到自己多半走不掉的时候,他请律师向移民局提出了延长签证的申请。这一年,所有人都得重新学习与变化相处,美国人是这样,中国人也是这样。如果秋天疫情不再复发,11月之前总可以回国了吧?如果不行,那就得接着见证美国大选了。

幸好有这场线上展览,显得他在纽约的蜗居生活并非一事无成。“接下来还得虚度时光,就可以不那么心虚。”

《East Village(纽约东村)》 2020

在纽约,他唯一遭受过的可以称为歧视的,是在马路边被飞驰的汽车溅了一身水,司机明显是有意为之。他在日记里写道:“但愿他少年气壮,恶作剧寻开心。但我联想近期疫情时期,新闻里经常有排华滋事发生,也真想回头大骂,可是汽车早已飞驰不见,我甚至连车的颜色都没记住。算了,纽约小伙子,你开心就好。反正中国人的形象在今天也是遭人质疑的。老北京不也是瞧不上外地人吗?哪都一样。”

“因为疫情,美国总统一直在指责中国,美国老百姓看见一个中国面孔,他心里肯定是不舒服。但我在纽约并没有安全上的担忧。枪击你一辈子赶不上,车祸你一辈子赶不上,可是新闻里天天有。我如果活在新闻报道里,我也会很焦虑。但我全程在这里遇到的最大的一次危险也就是被溅了一身水。”

在全世界的地缘政治之下写生,他早已习惯了亨廷顿所谓“文明的冲突”。一次在伦敦某个宗教场合作画,一位宗教长老看见刘小东把自己和餐厅厨师画在一起,突然震怒。当时在场记录的还有一位很有名的英国女导演,本来很乐意接受拍摄的宗教长老把她和刘小东叫到跟前,明确警告他们:我可以随时砍掉你们两个的脑袋!现在,把你们之前拍我的记录全部删除,马上就删!

“我不太了解他们的等级观念,可能把一位神职人员跟普通人画在一起,触犯了他们的禁忌,我猜是这样,当时甚至没法问,我们俩只能一个拿出照相机,一个拿出摄像机,老老实实,当着他的面,删光了所有影像。”

在美墨边境,跟Eaglepass小镇的警察局长在一起

他更愿意说的还是美国边境小镇Eaglepass。他画警察局长,画他的家人和同事,前前后后,画了一个多月。美国电视里疫情报道甚嚣尘上,但局长绝口不提这茬。等到全部画完,刘小东忍不住问他:你应该知道中国的疫情,为什么你还跟我一起喝啤酒?还和我拥抱?

警察局长耸了耸肩膀: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新闻是一回事,可是生活,我的朋友,生活是另一回事。

(实习记者包莉婷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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